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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刘红凛:中国共产党加强作风建设的历史经验
来源:紫光阁网     2018年11月28日 

  从表面上看,作风体现党的形象,但其背后起决定作用的是党的性质宗旨与立场观点。高度重视作风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显著特点,坚持与发展优良作风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纵观马克思义党的建设学术史与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发展史,在追根溯源的基础上,简要总结中国共产党加强作风建设的历史经验,有助于我们正视问题、认清形势,坚定加强作风建设的决心与信心,并从中汲取智慧,进一步推进作风建设标本兼治。

  执政党作风建设的“元命题”与核心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设学术史上,人们一般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相关文献中很难发现关于作风建设的论述,是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创立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并明确要求加强执政党作风建设。然而,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等经典文献中没有直接论述党的作风问题,但他们却明确指出了执政党作风建设的“元命题”,那就是“如何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对于这一执政的“元命题”,马克思1871年在《〈法兰西内战〉初稿》中明确指出:巴黎公社“由各公社选举它们的行政的和创制法律的公职人员”这一创举,“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责任制来代替虚伪的责任制,因为这些勤务员总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马克思的这一论述,实际上深刻揭示了执政党作风建设相辅相成的两大根本问题:一是如何坚持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有效克服与防止权力异化,这主要针对权为私用、以权谋私与权力腐败问题;二是如何坚持情为民所系、尽职尽责敢担当,有效克服与防止公共责任弱化、虚化与缺失问题,这主要针对的是“为官不为”问题。

  进一步而言,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的本质,就是权力异化与责任虚化;如何有效克服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始终是执政党作风建设的老大难问题。对我们党而言,狠刹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歪风,根本目的就在于坚持与实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加强作风建设的基本精神与基本举措

  纵观中国共产党近百年发展史,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再到习近平,党的历届领导集体都始终重视作风建设,通过各种举措来惩治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我们党对如何加强作风建设可谓积累了丰富经验。

  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不仅明确提出“党风”概念,而且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等一系列文章中,着力强调要改进领导作风与工作作风。毛泽东同志把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称为“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把群众观点视为共产党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把“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这三大优良作风视为新的工作作风、视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通过严明党的纪律、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走群众路线、关心群众生活、加强党的监督、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多种举措来加强作风建设,开创了通过“整风运动”来加强作风建设的集中教育形式。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同志将群众路线作为治国理政的“政治模式”来看待,着力强调“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对党的作风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我们党开始从“事关党的生死存亡”高度强调作风建设、狠刹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歪风。这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我赞成陈云同志讲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要求“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认为“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歪风,那么,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在这一时期,我们党在进行思想路线与政治路线拨乱反正、制定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建章立制、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基础上,着力强调党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着力通过1983年至1986年的全面整党来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把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纠正各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行为、反对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等作为整顿作风的主要任务。

  1990年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重申党的群众路线、要求密切联系群众,把“能否始终保持和发展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上升到“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高度来强调。在这一时期,江泽民同志不仅强调: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而且把反对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作为重中之重,着力强调“形式主义作风和官僚主义作风,是我们党的一大祸害。全党上下,全国上下,必须狠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歪风”。

  党的十六大以来,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与2009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都着力强调,要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坚持正确政绩观、密切联系群众。在这一时期,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要求着力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大兴艰苦奋斗之风、大兴批评和自我批评之风;而且结论性地指出:“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仅继续从“事关党的生死存亡”高度强调作风建设,而且着力强调“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并告诫全党:“古今中外,因为统治集团作风败坏导致人亡政息的例子多得很!我们一定要引为借鉴,以最严格的标准、最严厉的举措治理作风问题。”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为切入点,着力加强作风建设;把严整“四风”作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切入点、党风廉政建设的着力点、夯实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的切入点,从严从细从实抓作风建设;通过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等持续推进作风建设;通过严明党的纪律与规矩、正风肃纪相结合、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建立与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扎紧制度笼子、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等多种方式,不断推进党的作风建设标本兼治,五年下来成效卓著。

  继往开来,矢志不移推进作风建设标本兼治

  如何有效反对与惩治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党的历届领导集体,都开具了“药方”。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对“如何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给出的主要方法,就是“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即以选举制来破除等级制、以公众监督来克服“官员作威作福”、以真正的责任制来代替虚伪的责任制。毛泽东同志整治官僚主义的主要“药方”,就是把思想作风与工作方法紧密联系起来,坚持群众路线和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以整风运动方式来整治党内不正之风、大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邓小平同志整治官僚主义的主要“药方”,就是改进工作方法、深化党和国家制度改革、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克服官僚主义,首先还是要着重研究体制的改革,但是工作方法不改也不行,更不能因为等体制改革就无所作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严整“四风”的主要“药方”,就是充分正视作风问题的顽固性与反复性,以“钉钉子精神”与“零容忍”态度持续推进作风建设,并致力于实现作风建设制度化。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党内法规制度越来越健全、越来越完善,根治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各项制度要素已经齐备。“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全党上下齐心协力加强作风建设的决心与信心日趋增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   刘红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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